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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手册】“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

发布时间:2019-12-06 14:4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原标题:【艺术手册】“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的展开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体是谁?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谁的现代化?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共同制造了改革开放初期既焦虑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氛围。

  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一种是作为美学阶段的现代性。关于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卡林内斯库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包括“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1。这个所谓“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体现为对“现代化”的追求,并在对“文革”的否定中迅速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在这个表述中,“科学”成为“现代化”的核心。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接续了“现代中国”3的任务,重新追求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这使线性发展的进步观念成为改革初期乃至整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共识。在这一语境中,科幻文学通过幻想“现代化”已然实现的未来,描述科技进步带来的美好生活,与“现代化”政治达成共谋,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由此展开了想象的双翼。4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远非“去政治化”的产物。恰好相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从始至终塑造着科幻想象。在强调科技作用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技术革新的主体从新中国前30年的工农转变为科学家,“专业性”而非“政治性”成为考量知识分子的核心因素。伴随着“专业主义”的复归,科幻文学中的科学家形象得以重构。同时,《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作品中看似“去政治化”的技术想象,实际也蕴涵着政治潮流所需要的话语逻辑。而在国际层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黄金时代”科幻小说频频戟指阴谋破坏的“北极熊”。同时,许多科幻作品对显露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后果也进行了超前的思考,而这正呼应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的困惑和焦虑。

  这些正是理解“黄金时代”科幻文学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发表于《科学文艺》等刊物和以单行本出版的科幻作品为主要对象,从上述几个方面剖析“现代化”意识形态与“黄金时代”科幻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将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小说看作是科学家对官方的“游说文学”(lobbyliterature)——科学家通过表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心迹,力图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且,他发现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往往是家族承袭,科学界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进入。5很难说瓦格纳没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他的发现确实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前的文学作品中,技术革新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完成,如在《这不是偶然的》中,导致设计问题不断且遭到批判的,是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名利思想严重的技术专家马家骅,最终攻关成功的是走进车间,依靠工人群众智慧的工人大学生梁国树。又如《大海捞针》,在新农药的试制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经验丰富的“井冈山老贫农”,而非工程师邝中扬。6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的主体由工、农转变为科学家,这可以认为是一种范式的转变。“黄金时代”重要科幻作家王晓达认为,瓦格纳的解释过于复杂,当时的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科学家形象,是因为科幻作家大都是理工科出身,因此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难免会有自己身影,但目的并非瓦格纳所说,是向官方游说以获得某种认可和利益,而只是单纯地想向人们证明,我是正直的,是为人类社会进步努力的。7从王晓达的表述看,科幻文学中科学家形象的构建确有作者自我表白的意味。需要追问的是,科学家是正直的并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一如今看似不证自明的命题,为何当时在科幻文学中被反复渲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社会主义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

  召唤“人民”的主体性,一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何将科学(知识)与劳动联系,将“红”与“专”结合,避免形成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的“专业阶层”,始终是关注的问题。为此,他大力倡导工人技术革命,获其支持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是工人参与的典型。然而,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新解释了“又红又专”这一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极富张力的概念:

  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8

  如果说,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9,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是“欲消除现代以来‘科学资本化’所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对立,打破无产阶级异化劳动的宿命,恢复其创造精神,从大的方面说,这也是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做准备”10,那么,的表述重新诠释了“红”和“专”,逐步走向“专即是红”,使意义上的“红”的维度不再成为评判科学家的决定因素。

  蔡翔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一种他称为“动员”的“隐形”政治-文化结构。群众因动员而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被赋予政治性,成为政治的主体,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获得合法性。11在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中,知识分子并不天然地被划分在“群众”这一群体中。只有经过改造,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识分子才可能被社会主义接纳。平等与反对剥削的革命诉求,使国家50年代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群众的参与。但正如蔡翔所说,社会主义内部在不断产生危机,社会主义对诸如科层制、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形式的征用,必然会导致一种“专业主义”的倾向,而“专业主义”的后果很可能在劳动和知识中间产生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剥削的,这也正是“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与其说科学家(技术人员)无法获得自身的政治主体地位,不如说他们难以弥合这种“专业主义”与“平等政治”之间的裂隙。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进一步贬为“臭老九”,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甚至被怀疑为“特务”或“里通外国”,这导致知识分子长期声名狼藉,等而下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在“文革”期间何以广为流传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共鸣。这部小说并不与“文革”政治直接对抗,而是着重描写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爱情生活。后者在那个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时代,“无疑给了读者以很大的诱惑”12,而前者,则契合了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确立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渴望。

  在前文述及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顶着党内的压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回忆文章指出,还说过一句话,但没有发表,“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13这样的表述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将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工业化”有所不同,它将更多地依赖科学家、知识分子以及专业人才。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报告文学以及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的意义——它事关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主体的构建。

  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这只“报春的燕子”在当时引起热议,许多报刊都组织了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为时代转型的一个症候——科学家不再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建设者。已有研究者对之作出细致的分析,如黄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换为‘专业的人’。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14既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专业的人”即“政治的人”,那么与陈景润这个典型相同,专业性的科学家就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安专迷”的科学家被摘掉了不顾政治的“白专”帽子,在“发展”的逻辑下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主体,重构科学家这一“现代化”主体的形象也随之成为科幻文学的时代任务。正如时任《科学文艺》杂志顾问的艾芜所说: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用文字歌颂老一代革命家,描绘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同时也要用文字记录杰出的科学家,尽量地描写他们的发明创造,而且,这应该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受到重视。那些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文艺作品,应大量写作,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一项任务。15

  出于这样的自觉,科幻文学乃至广义上的科学文艺都开始讴歌科学家的发明创造或其精神品质。不过,相比《哥德巴赫猜想》,科幻文学中的科学家形象更加丰富。根据的前述讲话精神,科学家这一“现代化”主体的多面立体形象逐渐被塑造出来。

  1978年《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了童恩正的短篇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年5月,《科学文艺》创刊号发表了由童恩正、沈寂合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电影文学剧本。这部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与《班主任》《伤痕》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名声更为响亮的作品一起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在于它引起的一系列讨论开启了贯穿整个“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科文之争”。在小说中,童恩正重点刻画的不是科学家在技术方面的贡献,而是其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是赵谦教授还是十年前被陷害而流落荒岛的马太博士,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赵谦拒绝外国公司的金钱诱惑,带着其最新研究成果回归祖国,“原子能电池也许是我最后一项研究了。这是我半生心血的成果,我要献给我出生的国土——社会主义新中国。”16即使因为拒绝跟外国公司合作而被枪杀,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也嘱咐学生一定要将这项成果带回祖国,“我不能回祖国去了……现在只有你……把原子电池样品带去……这是……我对祖国……最后的心愿……”17在这样的描写中,科学家的形象被放大,他们以生命展现着对祖国的热爱。

  《第三次突破》中,在太平洋西海岸的一个城市里专攻植物病虫害的青年研究员赵明,在研制出“灭虫灵”的有机氯农药并引起各大公司注意后,不为财富、名利所动,毅然申请回国:

  赵明满含着激动的泪花对哈里特说:“我的祖国在召唤我,她刚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正在恢复经济建设。我,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要让‘灭虫灵’撒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让祖国的稻田里,年年长出丰硕的稻谷。”18

  这些作品弥散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其科学家形象建构策略与《哥德巴赫猜想》有所不同。在徐迟笔下,陈景润的“专业性”即代表“政治性”,而在《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类作品中,爱国精神成为科学家“红”的表现。虽然赵谦教授念兹在兹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在整个文本中,“社会主义”的维度并未实际显现,“祖国”这一概念在敌对国家的破坏行动中指向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讲话中“红”与“专”之间的裂隙,使得“红”这一概念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由此成为新的政治正确被加以确认和强调。

  与此同时,兴盛于主流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创作范式也对科幻文学产生了影响。通过批判“文革”中的科学界投机分子,以及描写在“文革”政治中坚持操守不同流合污的科学家,不钻营、不妥协的正直科学家形象——这一在政治上值得信赖的“现代化”主体便跃然纸上。以郑文光发表于《科学文艺》创刊号的《“白蚂蚁”和永动机》为例,一开头作者便宣称自己“写的是四害横行、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真实的‘科学幻想’故事……”19凭借在“文革”期间的政治投机,手脚不干净的娄信义当上了造反派,并改名娄金蚁,一路官运亨通。为了在“中央首长”(小说中暗示是)面前立功,他奉命研发永动机。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他找到“我”这位“文革”期间被称为“臭老九”的机械专业科学家,希望能配合他,共同制造永动机。但“我”拒不合作,始终冷眼旁观。最终,“文革”结束,这场闹剧也随之终结。

  这种“伤痕”主题的科幻小说往往现实性较强,其出现与时代背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显然,它们加入了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大合唱,控诉了“”在科学领域造成的破坏。在这篇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娄金蚁的政治投机及其制造永动机的闹剧,还有作为科学家的“我”不为时代风云所动,坚持科学真理的高洁品质。“我”不仅发自内心地谴责他“什么金蚁银蚁,应当叫白蚁——专门蛀蚀社会主义大厦的白蚂蚁……”20更是凭借科学批判他所谓的“永动机”。

  “那末你这永字〇〇一号机器,只是摆在那儿转着玩儿的?它既不能作功,又不能产生能量……”

  “不能一步登天嘛!”娄金蚁急急忙忙说,“能转动,只要它不停止,就叫永动机。”

  在这样的描写中,娄金蚁所代表的“文革”投机分子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而“我”所代表的科学家则始终坚持科学真理,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捕蛇者》中,因教学和科研都表现优异而被破格提升为讲师的生物专家郝昱,在“文革”中因写大字报为老师辩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艰苦备尝。但即便如此,在被下放山区的日子里,他依然保持内心的纯洁和对科学事业的热情。虽然蛇山凶险万分,但为了使周围的农民免受蛇害,郝昱决定亲自上蛇山,对各种类型的毒蛇进行考察。在蛇山调研中,他不小心被毒蛇咬到,危急之中他考虑的仍然是别人,“郝昱对蛇山的调查研究尚未完成,蛇山周围受蛇害的社员威胁没有解除,他不能死啊。”22蛇山上有一座唐朝修建的蛇仙庙,后来的人们一旦被毒蛇咬伤,就来这里拜祭庙里的蛇仙姑。在小说中,蛇仙姑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郝昱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蛇仙姑,总觉得她的模样很象文革以来那个飞扬跋扈的‘中央首长’,一阵厌恶之情,油然而生。他要找七叶一枝花,人,一定能战胜凶恶的蛇仙姑。”23在小说中,生物专家郝昱在“文革”中首先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与蛇仙姑象征的或派划清界限。其次,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被开除公职下放山区,他依然刻苦钻研,甚至愿意为了科学事业、为了社员牺牲自己。这种既肯钻研,又能站稳政治立场的科学家,正是“现代化”政治所召唤的主体。

  与《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展现科学家爱国精神的作品不同,这类带有伤痕因素的科幻小说通过批判“”对科学事业的破坏以及对科学家的迫害,重建了科学的权威,构建起科学家在“现代化”政治当中的合法地位。

  除了爱国以及在政治上不随波逐流,在讲话中还对科学家应秉持的科学精神做出了要求:

  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就应当给以支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24

  作为回应,科幻文学在描写科学家形象时,也着力表现科学家恪守科学伦理的高尚品质。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叶永烈1981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科幻小说《腐蚀》。这篇小说在当时颇受好评,甚至在评选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获得不少选票,“但出于文学界对科幻的‘排异反应’,《腐蚀》未能入选。”25这是一篇典型的以写人为重点的科幻小说,不侧重宣传科学知识,其中的“太空微生物”、“抗腐蚀剂”只是情节展开的背景。小说真正要表现的,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因此,《腐蚀》被有些评论者称为“是真正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26。降落在西北部沙漠地区的“银星号”飞船从太空带回一种腐蚀性极强的微生物。为防止这种微生物的扩散,更为了利用其能力制造腐蚀剂,科学家杜微教授和他的学生方爽两人来到飞船降落地点,在沙漠里进行了5年与世隔绝的研究,最终都献出了生命。杜微的另一个学生王璁,起初因为自私,不愿前往危险的第一线开展研究工作,而后又为了名利,在与杜微、方爽合著的论文署名上做手脚。但故事的最后,王璁来到杜、方工作的地方,看到两人都已经为这项事业牺牲,内心深感惭愧,最终决定留在沙漠中,继续这项孤独且危险的研究。27

  与叶永烈的《腐蚀》相同,朱玉琪的《圣光失去以后……》表现的也是这个主题。数学研究院的学生沈耕庭剽窃了女友的父亲同时也是自己导师的研究成果的精华,写出了一篇震惊国内外的论文。这篇论文能够让他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巨大的学术声誉。但经过内心痛苦的抉择后,沈耕庭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承认了自己的剽窃行为。28

  与前面提到的塑造科学家形象的策略不同,这两篇小说着重表现科学家专业能力之外的正直和诚实。除了政治立场和专业素养,科学家的道德品质通过这样的叙事也得到了升华。

  毫无疑问,改革初期的文学,包括科幻文学,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只是这种“政治性”的内涵与前30年不同。如果说前30年文学中“政治性”的核心是“革命”和“阶级”,那么改革初期文学的“政治性”则体现在“改革”和“现代化”上。在政治环境丕变的时代氛围中,科学家(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化”亟待动员的主体,于是,重构科学家的形象便成为一项时代任务。《哥德巴赫猜想》通过描写陈景润,使刻苦钻研不问政治的“专业的人”在新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合法性,并开启了新时期的文学想象,而随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则提供了更多通往“现代化”政治的可能。科幻文学通过表现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政治定力、专业才能以及恪守科学伦理的诚实品格,最终成功塑造出“现代化”所需求的完满主体形象。

  既然“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是充满政治性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一看似纯粹技术崇拜的文本呢?毕竟,讨论“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不能不提及叶永烈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7万字的中篇科幻小说“首版即印了150万册,很快便风行全国;随后,它又被改编成三种版本的连环画,印数也突破了150万册。如此一来,《小灵通漫游未来》总印数达到了300万册,创造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吉尼斯’记录”29。对这部兼具标志性和症候性的文本,有必要详加探析。

  这部作品最初写于1961年,当时名叫《小灵通的奇遇》。“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第一本科普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30但因为太枯燥乏味,被河北人民出版社退稿。1960年,叶永烈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的写作后,写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高,“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31这本书当时同样未能出版。“文革”结束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关心下,叶永烈以《小灵通的奇遇》为基础迅速创作出产生广泛影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火爆的原因不言而喻。“未来市的人们戴着‘电视手表’,开着‘飘行车’,住着一两百层高的‘塑料房子’,从事着记者、教师、工程师一类体面的脑力劳动,从而彻底告别了泥土里刨食的生活,这种愿景恰好正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热情。”32需要指出的是,在1961年的《小灵通的奇遇》中,许多情节其实就已存在,这意味着早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前17年,这些愿景就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有敏锐的研究者发现了蕴涵在两个版本之间的思想关联,“《小灵通漫游未来》本来属于六十年代的乌托邦,但于1978年出版并引发轰动,仿佛在传递一个信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想法,与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考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33

  2010年,贵州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应出版社之邀,叶永烈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小灵通的奇遇》收入选集。他在选集的序言中指出,“这是《小灵通的奇遇》首次公开出版。”34两个版本并无实质差别,《小灵通漫游未来》只是顺着《小灵通的奇遇》增加了一些幻想或删改了一些细节。比如1978年版本中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未来市”的技术已经能够控制天气,人们通过“天气协商办公室”协商天气的阴晴,所以气象台每天播放的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天气协商结果;在“魔术般的工厂”一节中增加了小灵通参观人造蛋白质人造肉的情节等等。此外还删改了一些细节,如在1961年版本中,小灵通参观化学粮食厂时的工程师是林老师,农厂长则没有名字。但在1978年版本中,粮食厂的工程师叫杨老师,是小虎子的妈妈,而农厂长则是《未来日报》的记者小虎子的爸爸刘叔叔等等。可以说,两个版本并无明显的断裂。事实上,叶永烈后来的《小灵通再游未来》以及《小灵通三游未来》都是遵从这个模式进行创作的。

  叶永烈在谈到《小灵通的奇遇》被退稿的原因时这样说,“其实论文笔,论构思,《小灵通漫游未来》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好。为什么遭到退稿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我知道了,我书里写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关于未来的美好幻想,比如3个小孩在吃大西瓜,那西瓜切开来有圆台面那么大,吃了半天才吃了一个小坑,而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饭都吃不饱,显然这样的作品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所以被退稿。”35大树一样的向日葵、比脸盆还大的西红柿、比人还大的萝卜、鸡蛋似的紫葡萄,种种幻想虽然有“生长刺激剂”这种“科学”因素作为前提,但刚过去不久的“”的影子在其中依然清晰可辨。不过,与《小灵通的奇遇》同时代的一些公开发表的科幻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幻想。如在《蔬菜工厂》中,番茄有小西瓜那样大,半人高的白菜一天一夜就能生产十几万斤。36而在《鸡蛋般大的谷粒》中,“餐桌上堆满了李子那么大的牛奶葡萄,西瓜那么大的桃子,和一尺半长的香蕉。”37因此,叶永烈所说的可能是《小灵通的奇遇》被退稿的原因之一,但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而这正提醒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进入60年代的这个文本。

  在1961年的这个文本中,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小说中幻想的“飘行车”、机器人“铁蛋”和别墅一般的家庭住房等。在“未来市”,房子“很少是连在一起的,大都是一幢一幢分开……每幢房子旁边,围着一圈人那么高的冬青丛”38。而那些“小楼房是宿舍,一家一幢”39。飘行车也几乎一家一辆,人们外出都是坐飘行车,公共汽车已被淘汰。在城里,“差不多每家都有像铁蛋一样的机器人”40,它不仅每天做饭、扫地,还陪爷爷下象棋。这些情节在1978年版本中大都存在,并引发了人们的热情。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们契合了人们关于“现代化”的想象,实现这些想象也是“现代化”的承诺。但别墅般的楼房、私家飘行车以及机器人保姆,这些却很难被60年代的文化政治容许。这些技术的出现看似科学发展进步的结果,无所谓“姓资姓社”,但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本质上的“去政治化”危机。

  在达拉斯·斯迈思看来,技术本身并不是中立的,认为“技术自主中立这一看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动的”,“对技艺的研发更明显地反映出在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中资源配置的意图——一个高度政治性决策的过程。”41研发何种技术,背后其实有一套政治性的考量。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加之在冷战的地缘政治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关键的政治任务,《小灵通的奇遇》幻想的大多是与人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技术进步,显然与国家意志并不十分契合,至少不是政治的首要任务。“一旦发明应用于生产生活,不管它们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肯定会改变并改造它们的使用者。”技术的后果是,“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它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分,将自己转变为新的主体。”4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再来看《小灵通的奇遇》中的一些技术想象,如“差不多每人都有”的飘行车,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私家车”。在使用这些飘行车的时候,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其实都会发生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人们不会再去乘坐公共汽车,也不会乘坐火车,更不会因共同的乘坐行为而形成乘客共同体。在斯迈思的论述中,私人汽车的引进并不是一个独立事件,它会带动一系列改变,若私人汽车普及,必然会有“大量的社会剩余从公共消费领域转移至投资生产私人汽车、扩建高速公路……修建停车场和车库”43。它甚至催生出其他新的行业,如“露营拖车、小船拖车、船舷马达、小船等用于私人休闲”。而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把巨量的社会生产性资源从其他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转移到满足个人对于私人汽车的欲望。在政治上,私人汽车会将人们培养成为自私、有攻击性、享乐主义的个体。”44

  斯迈思提醒我们可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关于“飘行车”、“铁蛋”这些涉及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在60年代初为什么不被允许。无论是私家车性质的飘行车还是私人保姆性质的机器人铁蛋,这些想象本质上最终都指向个人或家庭而非集体。此外,为了配合这些产业,必然又会有其他的相关行业产生,而既然飘行车、铁蛋是指向私人的,那么这些相关行业最终也只能为私人服务。这一系列最终造就的只能是“个人主义”的个体,而非“十七年”一直在召唤的接班人。在这个意义上,《小灵通的奇遇》与“十七年”的文化政治语境确实是扞格不入的。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郑文光1958年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了前两章的科幻小说《畅想曲》。在第一章“三十周年国庆节”中,“建设者”们用各自的科技成果向祖国献礼,如探索火星的宇宙飞船“火星一号”,亩产一百万斤的麦子,完全自动化的钢铁厂模型……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十周年,寒潮和台风已经被消灭,祖国将永远是风和日丽。而台湾早已收复,第十七座火山发电站也开始投入生产。45在第二章“不断革命”中,老首长告诉吴克灵,即便进入了社会,生活富足,但依然需要苦战,需要不断革命。“白天,都有成万人在劳动,在创造,在思考,在试验,要用最快的速度把咱们国家推进到的更高的阶段。而且,还得向宇宙进军啦,飞向星星,飞向宇宙……——这就叫作不断革命……”46即使在富裕的、自动化的社会,劳动而非享受仍是生活中的关键。同样是对未来的想象,《小灵通的奇遇》更多指向个人的生活世界,而《畅想曲》更为宏大,与“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这种对国家工业化以及实现后社会生产的想象相对于《小灵通的奇遇》过于细节化的生活想象,无疑更能契合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旋律”。

  叶永烈在谈到《小灵通漫游未来》的诞生时说,“到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了,我把退稿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重新投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时,环境氛围变了,在科学春天的环境氛围中,人人都非常关心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它全景式地展现了未来世界的图景,适合了当时人们对2000年的向往之心。”47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现代化”取代“革命”,成为新的时代主潮。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人都对未来充满憧憬。现代性的进步时间观经由官方意识形态进入人们的思想,人们相信“文革”是一种倒退,“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生活的进步。科学既是“现代化”的核心,用科学幻想展现“现代化”社会自然成为科幻文学的一个重大母题。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依然有比脸盆大的番茄、树一样高的玉米。前文提到,这种幻想带有明显的“”风格。在“自然灾害”的年代,它们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差异,难免导致出乎作者本意的反讽,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这些幻想成为鼓舞人心的愿景。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人们的努力是渴望在“此岸”建立一个乌托邦的社会,那么“现代化”则是通过否定“文革”而将这种愿望延宕了。“‘’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48在这样的表述中,“文革”耽误了10年宝贵的建设时间,使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只有通过改革,努力奋斗,才能追回被耽误的时间。因此,在《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想象不再是立刻就能实现,而是未来的可能图景。通过对这些“”似的想象赋予现代性的未来性,“现代化”意识形态将其收编整合,辅以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使之成为“现代化”政治所认可的新的政治正确。

  “文革”结束,在一种“去政治化”的语境中,《小灵通漫游未来》所展望的“去政治化”的技术进步的幻想与人们历经“文革政治”普遍疲乏并希望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景相契合,因此它在“文革”后出版并得到热情响应可谓水到渠成。当时,类似的想象私人生活的作品多有发表,如《舅舅的手表》中幻想的能量血压、测脉搏、治疗扁桃腺发炎的手表;49《奇异的机器狗》中能执行主人命令的人工智能狗;50《神秘的耳环》中能自动量体温、脉搏、血压并提醒人们注意身体的耳环;51《魔鞋》中根据气垫船原理设计,由人体生物电流自动操纵并能在空中飞奔的魔鞋;52等等。

  但正如汪晖所言,“去政治化”所去除的从来不是“政治”,而是“革命”、“阶级”、“平等”等前30年政治的内涵,“去政治化”的书写藉由去除特定“政治”掩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属性。53正如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私人机器保姆、飘行车等技术的发明会导致一系列服务于私人的行业产生,并塑造一种个人主义的个体。这些想象在“革命政治”中毫无疑问是不被允许的。但“改革政治”恰好需要激发个人的欲望,并以此来“动员”人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灵通”在60年代显得格外地不合时宜,却在70年代末配合了时代政治的需要,这种差异彰显了两个时代间的张力。因此,《小灵通漫游未来》并不是真正与政治无涉的技术崇拜的产物,它包含着“现代化”政治所需要的“个人主义”的逻辑。

  “改革政治”在国内几乎整合了一切社会力量为实现“现代化”目标奋斗,但在冷战国际格局中,这一目标却受到“霸权主义”的威胁。所以,“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常会出现一些阴谋破坏的“某大国”或“超级大国”的形象。虽然文中没有明确点出具体国家,但角色的名字或使用的货币以及间或出现的“北极熊”、“熊掌”等含义所指已十分清晰。在郑文光的代表作《飞向人马座》中,我国的“东方号”飞船在世界范围受到广泛赞誉,被称为“人类文明的奇迹”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骄傲”,但“北极熊却咆哮:中国人要占领火星”。54如《珊瑚岛上的死光》中“某大国”的军舰舰长名为沙布洛夫,又如在《潜伏者的阴谋》里,避开正常的国际航线,潜伏在我国黄海的核潜艇,外形很像“‘某大国’今年刚下水的新型号‘小海狼’级核潜艇‘斯捷潘诺夫号’”55。谭楷的《死神的吻》则更直接,当苏联秘密研发的细菌武器“霸王炭疽”泄露出来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时,将军的儿子安东·基利贝也夫与他的老同学医科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季莫菲耶夫有这样一段对话:

  亚历山大擦净了眼泪:“我们已经有一千四百多枚洲际导弹,一枚核弹头的威力就等于全欧洲在二次世界大战所用的梯恩梯炸药总和的三倍——这,还不够吗?为什么要生产细菌武器呵!”

  安东摇摇头:“大人物和我们想得不一样!我们占有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还嫌弃不够,还要西进,南下,还要扩张!为了让全世界在我们的威慑力量前颤栗!”56

  冷战时期,对霸权主义的批判揭露并不为奇,但吊诡的是,“十七年”期间所批判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往往针对美国,而在“黄金时代”的科幻想象中,阴谋侵略我国的“超级大国”却变为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这当然是冷战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结果。从60年代中期开始,冷战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处于守势,不得不试图通过与中国结盟来对抗苏联,而中国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策,但苏、越的军事压力却威胁着经济建设亟需的和平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暂时结成了反苏统一战线。因此,在当时的科幻小说中,国际层面敌我划分中的“敌”始终指向苏联。

  以上讨论的是中国追求现代化时的外部环境及科幻对此的反映和回应。但是,一旦涉及对现代性本身的追寻,“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的表现就更加多面,问题也更为复杂。

  王瑞(Rui Kunze)在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通俗科幻小说(pulp sciencefiction)时,发现了多篇包含中国科学家与外星人友好接触这类情节的作品,如《太空奇客》《宇宙人的秘密》《信使》《魔影消失以后》等。王瑞认为这是在改革开放语境下,将外星人想象为一个与现代西方相对应的“他者”,而这正表现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自我定位的焦虑和无意识。57但另一方面,在“黄金时代”的作品中,依然存在很多对西方进行批判的作品,其中不乏贪婪的资本家、工业间谍、科技狂人等形象。冯臻认为,“在新时期之初,当时中国处于一个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之中,冷战思维主导着西方国家的一切权力行为,也影响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机能和思想意识。中国在两极挤压之下,在物质力量的对比上不占优势,因此必须在精神上保持不败之地……在潜意识领域里承认了西方的现代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上却觉得必须对这个霸蛮的‘他者’予以否定和批判。”58

  冯臻对改革开放初期世界格局“二元对立”的描述显然过于简单,而王瑞的问题在于割裂了改革开放的前与后,在他的论述中似乎两个时代是断裂的,前者鼓吹与西方对抗,后者则向西方敞开怀抱。的确,正如王瑞所说,“黄金时代”科幻小说中有许多与外星人友好交流的情节,如金涛的代表作《月光岛》中,外星人作为友善的他者,对代表中国的“地球人”提出了公正的批评。59《飞向玛雅星》中,玛雅星人热情友好,愿意帮助人类寻找地球之外适宜生存的星球,而在玛雅星上,“没有剥削,没有国家,人们在平安的环境中快乐地生活着”。60《天狼星人》中的外星人不仅将为人类提供科学、医学、文化、生活等方面设备,更要教会人们制造这些东西。61《地球,我回来了》中,在太空遭遇流星碎片的科学家忻伟强被友好的外星人营救,最终在外星人帮助下重返地球。62诸多“地外亲善”的例证透露出期待与西方友好来往以及重新自我定位的一种“政治无意识”。这些作品与《小灵通漫游未来》这类积极幻想“现代化”社会生活的作品一样,与时代主潮契合。然而,王瑞的阐释无法涵盖那些同样在这个时代频频出现的反思和批判(美国)资本主义的科幻小说。

  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固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但并不意味着和上个时代完全断裂。虽然中美在1979年建交,中国寻求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质上正如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由经济和管理之合理性标准所支配的单方面的现代化进程”63,是在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经济方面的“现代化”。中国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仍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从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分析科幻文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正是冯臻所做的工作。但若将目光拉长,会发现科幻文学中的这种既追求“现代化”又批判现代性的矛盾态度其实与晚清思想界的纠结困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当社会主义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直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令人目不暇接的繁荣景象和令人目眦尽裂的丑恶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种爱恨交加的心理,与晚清知识分子异曲同工:“一方面他们恨西方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深知与帝国主义同源的西学也是生存在现代世界的需要,是‘现代化’的要求,是一种现实理性的驱使。这自然造成中国人内心思想的困境与心理的扭曲,一种爱与恨、羡慕与愤怒交织的情意结。”64

  因此,“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既有对“现代化”的渴望,如《小灵通漫游未来》以及王瑞提及的篇什,但也不乏对现代性后果的警惕和批判。西方的N国首都,是“官僚富商寻欢作乐的迷宫;是权力和金钱的‘斗兽场’,也是希望和幻灭相互换演的舞台。在这里罪恶算是美德;诚实竟成了无能。科学成就成了剥削者的资本;文化繁荣不过是寄生虫的豪华装饰”65。类似的描写往往成为科幻故事展开的背景。商人为了利用高科技武器赚取金钱,企图用月球进行模拟演习;66政客为了攻击政敌以便获取更多的选票,利用高科技监测对手的思维,并加以控制和曝光,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丑陋都暴露无遗。67而在“大西洋沿岸一个帝国的都城”,玛丽夫人为了私吞财富,竟勾结海盗到自己的家中抢那颗珍贵的皇冠上的珍珠。68这些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为了金钱或权力不择手段,科学技术成为人们满足贪欲的工具。

  在《惩罚》中,为了摆脱濒临破产的境地,超现代化养猪场的主人蒂妮和莉姨大婶雇佣了著名农学院的高材生乔博士。乔对养猪场里的一只种猪庞大固埃做了手术,种猪生下的小猪除了育肥的必要器官外,其他器官全部退化,像一块没鼻子没眼、没耳朵没腿的粉红色肉块。种猪受到刺激,冲出了养猪场,并和其它猪一起到处伤人。最后它们找到了乔博士,用獠牙刺穿了他的肚子。69刚开始,虽然蒂妮和莉姨大婶对乔博士的做法略有意见,但想到经济效益,还是能够自我安慰。但后来发生的种猪伤人事件使她们认识到,“我们没有权利消灭动物的一切本能,仅从食欲或赚钱的需要出发而将动物变成植物的做法是违背起码人性的行为。”70认识到金钱并不是全部,人类在追求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丧失底线和原则,这意味着对标榜经济理性的“现代化”的反思。贾万超的《地球人类》则从生态方面关注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因为自己当海员的父亲误食了含有大量放射元素和剧毒化合物的鲨鱼而丧命,年轻的科学家柯赛毅然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投身环保事业。小说中充斥着对生态污染和环保的议论,“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另一种情形。这就是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滥用,建设的失调,以及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等。”71“污染,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不仅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危害着整个生物界,而且危害着陆地、江河和海岸!危害着我们的地球!”72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科技进步最为重大的危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童恩正1982-84年连载于《智慧树》的长篇科幻小说《西游新记》幻想了猪八戒、孙悟空、沙僧三人到美国考察现代科技的故事,小说虽然表现了“美国人民、美国社会中很多优秀的因素”73,对现代工业大加赞叹,但同时也揭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黑社会等社会问题,对消费社会产生的一系列怪相如“包你瘦”减肥公司等也进行了批判。74

  我们很难用意识形态对抗来整体解释这些批判西方的作品。与其说是意识形态对抗,毋宁说是对现代性的矛盾纠结态度支配了这些科幻小说的想象。因此,在“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中,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同时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两者实际并不在同一维度。苏联是作为在国际层面威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霸权主义被攻讦,而对美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科幻作家超前于时代的对现代性后果的敏感。正是这些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体现了在那个“现代化”话语统摄一切的时代里,对现代性具有预见性、反思性的思考。而“黄金时代”科幻作家对待“现代化”的这种复杂态度,呼应着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现代西方”的焦虑和困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意识形态对科幻文学的深刻影响。在“现代化”政治的背景下,科学家或专业人才作为新的主体,其形象的各方面在科幻文学中得到重塑。而那些看似“去政治化”的文本,本质上蕴涵着“现代化”所需求的话语逻辑。与“十七年”时期的“一体化”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充满裂隙。人们既渴望通过认同“现代化”与西方达成和解,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又无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和弊病视若无睹。这些裂隙产生的反思现代性的张力意味着思想发展的不同可能。

  (本文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生科研项目“中国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研究——以《科学文艺》[1979-1984]为中心”[编号:IASP1806]和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提升专项[编号:2018CDJSK47YJ03]阶段性成果)

  1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2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9页。

  3 蔡翔在《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中区分了“传统中国”、“现代中国”、“革命中国”三个概念。“现代中国”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4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至1983年末“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国科幻文学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其间,科幻报刊纷纷创办,如被称为科幻界“四刊一报”的《科学文艺》《科幻海洋》《智慧树》《科学时代》《中国科幻小说报》。另外,《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当代》《上海文学》《花城》等重量级主流文学刊物也发表了一些科幻文学作品。此外,科幻小说还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主流文学奖项。这段科幻文学的井喷期被中国科幻界称为“黄金时代”。

  6 参见闫作雷:《技术发明主体之争与1970年代的科学问题——以技术革新题材的文艺作品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8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线 :《做革命的促进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香港: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2页。

  10 闫作雷:《技术发明主体之争与1970年代的科学问题——以技术革新题材的文艺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11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73-89页。

  12 王尧:《〈第二次握手〉:“手抄本”与“定稿本”》,《小说评论》,2011年第1期。

  13 吴明瑜:《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财经》,2008年第11期。

  14 黄平:《〈哥德巴赫猜想〉与新时期的“科学问题”——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南方文坛》,2016年第3期。黄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解构了“又红又专”的“红”所指向的政治世界,把这套政治论述落实到具体的生产层面。“政治的人”被驱逐了,“专业的人”成为“改革政治”的主体。在这个意义上,黄平的所谓“去政治化”实质上意味着“现代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

  16 童恩正、沈寂:《珊瑚岛上的死光》,《科学文艺》,1979年第1期。

  圣光失去以后……》,《科学文艺》,1984年第3期。29 尹传红:《认识两个“叶永烈”——从〈(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说开去》,《中国科技财富》,2001年第1期。30 叶永烈:《写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之后》,《新闻出版交流》,2003年第4期。

  32 王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寓言——当代中国科幻中的文化政治》,《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

  33 韩松:《〈小灵通漫游未来〉与中国的现代性》,《文学》,2017年春夏卷。

  34 叶永烈:《小灵通的奇遇》,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序”第3页。

  35 董仁威主编:《科普创作通览》,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第470页。

  36 肖建亨:《蔬菜工厂》,《布克的奇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

  37 鲁克:《鸡蛋般大的谷粒》,《奇妙的刀》,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

  41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48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第29页。

  50 萧建亨:《奇异的机器狗》,《密林虎踪》,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

  5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三联书店,2008年,第40页。

  55 高炜宾、孙洪威:《潜伏者的阴谋》,《科学文艺》,1979年第2期。

  58 冯臻:《受规训的想象——新时期科幻小说的现代性之路》,见吴岩主编:《现代性与中国科幻文学》,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63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赵千帆译,《西方文论经典》第6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64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2期。

  66 吴国梁、李亚平:《埃弗里先生的湮灭》,《科学文艺》,1981年第1期。

  70 同上。71 贾万超:《地球 人类》,《科学文艺》,1982年第1期。

  73 童恩正:《西游新记》,贵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后记”,第282页。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体是谁?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谁的现代化?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共同制造了改革开放初期既焦虑又充满希望的文化氛围。

  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一种是作为美学阶段的现代性。关于西方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卡林内斯库认为,这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包括“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所有这些都以各种不同程度联系着迈向现代的斗争,并在中产阶级建立的胜利文明中作为核心价值观念保有活力,得到弘扬”1。这个所谓“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下体现为对“现代化”的追求,并在对“文革”的否定中迅速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

  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讲话:“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在这个表述中,“科学”成为“现代化”的核心。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接续了“现代中国”3的任务,重新追求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这使线性发展的进步观念成为改革初期乃至整个80年代的知识分子共识。在这一语境中,科幻文学通过幻想“现代化”已然实现的未来,描述科技进步带来的美好生活,与“现代化”政治达成共谋,获得存在的合法性。“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由此展开了想象的双翼。4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远非“去政治化”的产物。恰好相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从始至终塑造着科幻想象。在强调科技作用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中,技术革新的主体从新中国前30年的工农转变为科学家,“专业性”而非“政治性”成为考量知识分子的核心因素。伴随着“专业主义”的复归,科幻文学中的科学家形象得以重构。同时,《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作品中看似“去政治化”的技术想象,实际也蕴涵着政治潮流所需要的话语逻辑。而在国际层面,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因此,“黄金时代”科幻小说频频戟指阴谋破坏的“北极熊”。同时,许多科幻作品对显露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后果也进行了超前的思考,而这正呼应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世界时的困惑和焦虑。

  这些正是理解“黄金时代”科幻文学的关键所在。因此,本文将以发表于《科学文艺》等刊物和以单行本出版的科幻作品为主要对象,从上述几个方面剖析“现代化”意识形态与“黄金时代”科幻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将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幻小说看作是科学家对官方的“游说文学”(lobbyliterature)——科学家通过表白“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心迹,力图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且,他发现在这些科幻小说中,科学家往往是家族承袭,科学界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进入。5很难说瓦格纳没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他的发现确实有启发意义。在改革前的文学作品中,技术革新主要依靠工农群众完成,如在《这不是偶然的》中,导致设计问题不断且遭到批判的,是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名利思想严重的技术专家马家骅,最终攻关成功的是走进车间,依靠工人群众智慧的工人大学生梁国树。又如《大海捞针》,在新农药的试制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经验丰富的“井冈山老贫农”,而非工程师邝中扬。6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的主体由工、农转变为科学家,这可以认为是一种范式的转变。“黄金时代”重要科幻作家王晓达认为,瓦格纳的解释过于复杂,当时的科幻作品中频繁出现科学家形象,是因为科幻作家大都是理工科出身,因此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难免会有自己身影,但目的并非瓦格纳所说,是向官方游说以获得某种认可和利益,而只是单纯地想向人们证明,我是正直的,是为人类社会进步努力的。7从王晓达的表述看,科幻文学中科学家形象的构建确有作者自我表白的意味。需要追问的是,科学家是正直的并能够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这一如今看似不证自明的命题,为何当时在科幻文学中被反复渲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入社会主义乃至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召唤“人民”的主体性,一直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如何将科学(知识)与劳动联系,将“红”与“专”结合,避免形成一个脱离无产阶级的“专业阶层”,始终是关注的问题。为此,他大力倡导工人技术革命,获其支持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即是工人参与的典型。然而,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重新解释了“又红又专”这一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极富张力的概念:

  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就是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们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就是红的重要表现,就是红与专的统一。8

  如果说,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提出的“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9,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是“欲消除现代以来‘科学资本化’所造成知识与劳动的对立,打破无产阶级异化劳动的宿命,恢复其创造精神,从大的方面说,这也是为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做准备”10,那么,的表述重新诠释了“红”和“专”,逐步走向“专即是红”,使意义上的“红”的维度不再成为评判科学家的决定因素。

  蔡翔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始终存在着一种他称为“动员”的“隐形”政治-文化结构。群众因动员而参与,在参与的过程中被赋予政治性,成为政治的主体,进而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获得合法性。11在这种政治-文化结构中,知识分子并不天然地被划分在“群众”这一群体中。只有经过改造,转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知识分子才可能被社会主义接纳。平等与反对剥削的革命诉求,使国家50年代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群众的参与。但正如蔡翔所说,社会主义内部在不断产生危机,社会主义对诸如科层制、民族-国家等现代性形式的征用,必然会导致一种“专业主义”的倾向,而“专业主义”的后果很可能在劳动和知识中间产生一个新的阶层,这个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剥削的,这也正是“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与其说科学家(技术人员)无法获得自身的政治主体地位,不如说他们难以弥合这种“专业主义”与“平等政治”之间的裂隙。而在“文革”中,知识分子被进一步贬为“臭老九”,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甚至被怀疑为“特务”或“里通外国”,这导致知识分子长期声名狼藉,等而下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能理解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在“文革”期间何以广为流传并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巨大共鸣。这部小说并不与“文革”政治直接对抗,而是着重描写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爱情生活。后者在那个以“阶级性”取代“人性”的时代,“无疑给了读者以很大的诱惑”12,而前者,则契合了科学家(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和确立自身历史主体地位的渴望。

  在前文述及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顶着党内的压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及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有回忆文章指出,还说过一句话,但没有发表,“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知识分子就不是老九,是第一。”13这样的表述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将与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工业化”有所不同,它将更多地依赖科学家、知识分子以及专业人才。在这样的时代政治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时的报告文学以及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的意义——它事关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主体的构建。

  1978年1月,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于《人民文学》,《人民日报》2月17日全文转载。这只“报春的燕子”在当时引起热议,许多报刊都组织了讨论。《哥德巴赫猜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成为时代转型的一个症候——科学家不再是“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成为新时代的重要建设者。已有研究者对之作出细致的分析,如黄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之所以对于新时期极为重要,在于通过塑造陈景润这个典型,将‘政治的人’转换为‘专业的人’。如果说要为当代文学的‘去政治化’寻找到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就是1978年1月《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14既然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中,“专业的人”即“政治的人”,那么与陈景润这个典型相同,专业性的科学家就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地位。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安专迷”的科学家被摘掉了不顾政治的“白专”帽子,在“发展”的逻辑下成为“现代化”的首要主体,重构科学家这一“现代化”主体的形象也随之成为科幻文学的时代任务。正如时任《科学文艺》杂志顾问的艾芜所说:

  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用文字歌颂老一代革命家,描绘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同时也要用文字记录杰出的科学家,尽量地描写他们的发明创造,而且,这应该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受到重视。那些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文艺作品,应大量写作,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一项任务。15

  1978年《人民文学》第8期发表了童恩正的短篇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1979年5月,《科学文艺》创刊号发表了由童恩正、沈寂合作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电影文学剧本。这部小说在中国科幻文学史上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与《班主任》《伤痕》这些在当代文学史上名声更为响亮的作品一起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在于它引起的一系列讨论开启了贯穿整个“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科文之争”。在小说中,童恩正重点刻画的不是科学家在技术方面的贡献,而是其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是赵谦教授还是十年前被陷害而流落荒岛的马太博士,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正义感。赵谦拒绝外国公司的金钱诱惑,带着其最新研究成果回归祖国,“原子能电池也许是我最后一项研究了。这是我半生心血的成果,我要献给我出生的国土——社会主义新中国。”16即使因为拒绝跟外国公司合作而被枪杀,在死亡的最后时刻也嘱咐学生一定要将这项成果带回祖国,“我不能回祖国去了……现在只有你……把原子电池样品带去……这是……我对祖国……最后的心愿……”17在这样的描写中,科学家的形象被放大,他们以生命展现着对祖国的热爱。

  《第三次突破》中,在太平洋西海岸的一个城市里专攻植物病虫害的青年研究员赵明,在研制出“灭虫灵”的有机氯农药并引起各大公司注意后,不为财富、名利所动,毅然申请回国:

  赵明满含着激动的泪花对哈里特说:“我的祖国在召唤我,她刚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正在恢复经济建设。我,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要让‘灭虫灵’撒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让祖国的稻田里,年年长出丰硕的稻谷。”18

  这些作品弥散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其科学家形象建构策略与《哥德巴赫猜想》有所不同。在徐迟笔下,陈景润的“专业性”即代表“政治性”,而在《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类作品中,爱国精神成为科学家“红”的表现。虽然赵谦教授念兹在兹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在整个文本中,“社会主义”的维度并未实际显现,“祖国”这一概念在敌对国家的破坏行动中指向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讲话中“红”与“专”之间的裂隙,使得“红”这一概念有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民族国家意义上的爱国主义由此成为新的政治正确被加以确认和强调。

  与此同时,兴盛于主流文学界的“伤痕文学”创作范式也对科幻文学产生了影响。通过批判“文革”中的科学界投机分子,以及描写在“文革”政治中坚持操守不同流合污的科学家,不钻营、不妥协的正直科学家形象——这一在政治上值得信赖的“现代化”主体便跃然纸上。以郑文光发表于《科学文艺》创刊号的《“白蚂蚁”和永动机》为例,一开头作者便宣称自己“写的是四害横行、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真实的‘科学幻想’故事……”19凭借在“文革”期间的政治投机,手脚不干净的娄信义当上了造反派,并改名娄金蚁,一路官运亨通。为了在“中央首长”(小说中暗示是)面前立功,他奉命研发永动机。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他找到“我”这位“文革”期间被称为“臭老九”的机械专业科学家,希望能配合他,共同制造永动机。但“我”拒不合作,始终冷眼旁观。最终,“文革”结束,这场闹剧也随之终结。

  这种“伤痕”主题的科幻小说往往现实性较强,其出现与时代背景有较为密切的联系。显然,它们加入了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大合唱,控诉了“”在科学领域造成的破坏。在这篇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娄金蚁的政治投机及其制造永动机的闹剧,还有作为科学家的“我”不为时代风云所动,坚持科学真理的高洁品质。“我”不仅发自内心地谴责他“什么金蚁银蚁,应当叫白蚁——专门蛀蚀社会主义大厦的白蚂蚁……”20更是凭借科学批判他所谓的“永动机”。

  “那末你这永字〇〇一号机器,只是摆在那儿转着玩儿的?它既不能作功,又不能产生能量……”

  “不能一步登天嘛!”娄金蚁急急忙忙说,“能转动,只要它不停止,就叫永动机。”

  在这样的描写中,娄金蚁所代表的“文革”投机分子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而“我”所代表的科学家则始终坚持科学真理,两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捕蛇者》中,因教学和科研都表现优异而被破格提升为讲师的生物专家郝昱,在“文革”中因写大字报为老师辩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艰苦备尝。但即便如此,在被下放山区的日子里,他依然保持内心的纯洁和对科学事业的热情。虽然蛇山凶险万分,但为了使周围的农民免受蛇害,郝昱决定亲自上蛇山,对各种类型的毒蛇进行考察。在蛇山调研中,他不小心被毒蛇咬到,危急之中他考虑的仍然是别人,“郝昱对蛇山的调查研究尚未完成,蛇山周围受蛇害的社员威胁没有解除,他不能死啊。”22蛇山上有一座唐朝修建的蛇仙庙,后来的人们一旦被毒蛇咬伤,就来这里拜祭庙里的蛇仙姑。在小说中,蛇仙姑的象征意义十分明显,“郝昱瞥了一眼那戴眼镜的蛇仙姑,总觉得她的模样很象文革以来那个飞扬跋扈的‘中央首长’,一阵厌恶之情,油然而生。他要找七叶一枝花,人,一定能战胜凶恶的蛇仙姑。”23在小说中,生物专家郝昱在“文革”中首先是坚定自己的信念,与蛇仙姑象征的或派划清界限。其次,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遇,被开除公职下放山区,他依然刻苦钻研,甚至愿意为了科学事业、为了社员牺牲自己。这种既肯钻研,又能站稳政治立场的科学家,正是“现代化”政治所召唤的主体。

  与《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展现科学家爱国精神的作品不同,这类带有伤痕因素的科幻小说通过批判“”对科学事业的破坏以及对科学家的迫害,重建了科学的权威,构建起科学家在“现代化”政治当中的合法地位。

  除了爱国以及在政治上不随波逐流,在讲话中还对科学家应秉持的科学精神做出了要求:

  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就应当给以支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24

  作为回应,科幻文学在描写科学家形象时,也着力表现科学家恪守科学伦理的高尚品质。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及的是叶永烈1981年11月发表于《人民文学》上的短篇科幻小说《腐蚀》。这篇小说在当时颇受好评,甚至在评选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获得不少选票,“但出于文学界对科幻的‘排异反应’,《腐蚀》未能入选。”25这是一篇典型的以写人为重点的科幻小说,不侧重宣传科学知识,其中的“太空微生物”、“抗腐蚀剂”只是情节展开的背景。小说真正要表现的,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共同体成员的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因此,《腐蚀》被有些评论者称为“是真正作为文学的科幻小说”26。降落在西北部沙漠地区的“银星号”飞船从太空带回一种腐蚀性极强的微生物。为防止这种微生物的扩散,更为了利用其能力制造腐蚀剂,科学家杜微教授和他的学生方爽两人来到飞船降落地点,在沙漠里进行了5年与世隔绝的研究,最终都献出了生命。杜微的另一个学生王璁,起初因为自私,不愿前往危险的第一线开展研究工作,而后又为了名利,在与杜微、方爽合著的论文署名上做手脚。但故事的最后,王璁来到杜、方工作的地方,看到两人都已经为这项事业牺牲,内心深感惭愧,最终决定留在沙漠中,继续这项孤独且危险的研究。27

  与叶永烈的《腐蚀》相同,朱玉琪的《圣光失去以后……》表现的也是这个主题。数学研究院的学生沈耕庭剽窃了女友的父亲同时也是自己导师的研究成果的精华,写出了一篇震惊国内外的论文。这篇论文能够让他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巨大的学术声誉。但经过内心痛苦的抉择后,沈耕庭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承认了自己的剽窃行为。28

  与前面提到的塑造科学家形象的策略不同,这两篇小说着重表现科学家专业能力之外的正直和诚实。除了政治立场和专业素养,科学家的道德品质通过这样的叙事也得到了升华。

  毫无疑问,改革初期的文学,包括科幻文学,都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只是这种“政治性”的内涵与前30年不同。如果说前30年文学中“政治性”的核心是“革命”和“阶级”,那么改革初期文学的“政治性”则体现在“改革”和“现代化”上。在政治环境丕变的时代氛围中,科学家(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化”亟待动员的主体,于是,重构科学家的形象便成为一项时代任务。《哥德巴赫猜想》通过描写陈景润,使刻苦钻研不问政治的“专业的人”在新的政治语境中获得了合法性,并开启了新时期的文学想象,而随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则提供了更多通往“现代化”政治的可能。科幻文学通过表现科学家的爱国精神、政治定力、专业才能以及恪守科学伦理的诚实品格,最终成功塑造出“现代化”所需求的完满主体形象。

  既然“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是充满政治性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小灵通漫游未来》这一看似纯粹技术崇拜的文本呢?毕竟,讨论“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不能不提及叶永烈1978年出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这部7万字的中篇科幻小说“首版即印了150万册,很快便风行全国;随后,它又被改编成三种版本的连环画,印数也突破了150万册。如此一来,《小灵通漫游未来》总印数达到了300万册,创造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吉尼斯’记录”29。对这部兼具标志性和症候性的文本,有必要详加探析。这部作品最初写于1961年,当时名叫《小灵通的奇遇》。“在写作《小灵通的奇遇》前,1959年初,19岁的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上二年级,写了第一本科普书稿《科学珍闻三百条》。”30但因为太枯燥乏味,被河北人民出版社退稿。1960年,叶永烈在完成《十万个为什么》的写作后,写作水平得到锻炼和提高,“为了克服《科学珍闻三百条》一书的缺点,我决定把它写成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在讲每条科学珍闻时,不是直接讲如何如何,而是通过形象化的幻想故事来写。1961年秋,我写出了《小灵通的奇遇》一书。”31这本书当时同样未能出版。“文革”结束后,在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关心下,叶永烈以《小灵通的奇遇》为基础迅速创作出产生广泛影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火爆的原因不言而喻。“未来市的人们戴着‘电视手表’,开着‘飘行车’,住着一两百层高的‘塑料房子’,从事着记者、教师、工程师一类体面的脑力劳动,从而彻底告别了泥土里刨食的生活,这种愿景恰好正应和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于‘四个现代化’的热情。”32需要指出的是,在1961年的《小灵通的奇遇》中,许多情节其实就已存在,这意味着早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前17年,这些愿景就开始在人们心中萌芽。有敏锐的研究者发现了蕴涵在两个版本之间的思想关联,“《小灵通漫游未来》本来属于六十年代的乌托邦,但于1978年出版并引发轰动,仿佛在传递一个信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的想法,与五六十年代人们的考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33

  2010年,贵州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大师作品选”。应出版社之邀,叶永烈将《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初稿《小灵通的奇遇》收入选集。他在选集的序言中指出,“这是《小灵通的奇遇》首次公开出版。”34两个版本并无实质差别,《小灵通漫游未来》只是顺着《小灵通的奇遇》增加了一些幻想或删改了一些细节。比如1978年版本中增加了这样的情节,“未来市”的技术已经能够控制天气,人们通过“天气协商办公室”协商天气的阴晴,所以气象台每天播放的不是天气预报,而是天气协商结果;在“魔术般的工厂”一节中增加了小灵通参观人造蛋白质人造肉的情节等等。此外还删改了一些细节,如在1961年版本中,小灵通参观化学粮食厂时的工程师是林老师,农厂长则没有名字。但在1978年版本中,粮食厂的工程师叫杨老师,是小虎子的妈妈,而农厂长则是《未来日报》的记者小虎子的爸爸刘叔叔等等。可以说,两个版本并无明显的断裂。事实上,叶永烈后来的《小灵通再游未来》以及《小灵通三游未来》都是遵从这个模式进行创作的。

  叶永烈在谈到《小灵通的奇遇》被退稿的原因时这样说,“其实论文笔,论构思,《小灵通漫游未来》比《十万个为什么》写得好。为什么遭到退稿呢?我当时也不明白。后来我知道了,我书里写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关于未来的美好幻想,比如3个小孩在吃大西瓜,那西瓜切开来有圆台面那么大,吃了半天才吃了一个小坑,而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饭都吃不饱,显然这样的作品不符合当时的时代,所以被退稿。”35大树一样的向日葵、比脸盆还大的西红柿、比人还大的萝卜、鸡蛋似的紫葡萄,种种幻想虽然有“生长刺激剂”这种“科学”因素作为前提,但刚过去不久的“”的影子在其中依然清晰可辨。不过,与《小灵通的奇遇》同时代的一些公开发表的科幻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幻想。如在《蔬菜工厂》中,番茄有小西瓜那样大,半人高的白菜一天一夜就能生产十几万斤。36而在《鸡蛋般大的谷粒》中,“餐桌上堆满了李子那么大的牛奶葡萄,西瓜那么大的桃子,和一尺半长的香蕉。”37因此,叶永烈所说的可能是《小灵通的奇遇》被退稿的原因之一,但并非最为关键的因素。而这正提醒我们可以另辟蹊径进入60年代的这个文本。

  机器人“铁蛋”和别墅一般的家庭住房等。在“未来市”,房子“很少是连在一起的,大都是一幢一幢分开……每幢房子旁边,围着一圈人那么高的冬青丛”38。而那些“小楼房是宿舍,一家一幢”39。飘行车也几乎一家一辆,人们外出都是坐飘行车,公共汽车已被淘汰。在城里,“差不多每家都有像铁蛋一样的机器人”40,它不仅每天做饭、扫地,还陪爷爷下象棋。这些情节在1978年版本中大都存在,并引发了人们的热情。这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们契合了人们关于“现代化”的想象,实现这些想象也是“现代化”的承诺。但别墅般的楼房、私家飘行车以及机器人保姆,这些却很难被60年代的文化政治容许。这些技术的出现看似科学发展进步的结果,无所谓“姓资姓社”,但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本质上的“去政治化”危机。在达拉斯·斯迈思看来,技术本身并不是中立的,认为“技术自主中立这一看法本身就是具有政治性的,而且是反动的”,“对技艺的研发更明显地反映出在一个特定文化情境中资源配置的意图——一个高度政治性决策的过程。”41研发何种技术,背后其实有一套政治性的考量。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加之在冷战的地缘政治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成为关键的政治任务,《小灵通的奇遇》幻想的大多是与人们生活世界相关的技术进步,显然与国家意志并不十分契合,至少不是政治的首要任务。“一旦发明应用于生产生活,不管它们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肯定会改变并改造它们的使用者。”技术的后果是,“群众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它们逐渐走出旧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原来固有的生活和观念中的某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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